“快活”的词源，是不是最初就产生于翻译？而原本中文里没有这个词？似乎印象中别人谈过这个问题，但一时搜索不到，也许我记错了。
说起翻译腔，也不是每个翻译家都如此。林纾，桐城派古文家，清末民初文坛、画坛国粹派，知名翻译家，他的译作就是中式腔调十足。《茶花女》最初是梁启超翻译的，但第二年也就是1899年，林纾就出了个名叫《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林译本。
这个译本，把原作删改了好些。人家本来是个恋爱故事，林纾把它改成了核心讲“忠贞”的故事。故事里的男女亲热场面，也删了好多，非礼勿视嘛。
林纾的翻译，不仅仅是字面上的传统中国风，而且自居“卫道士”的他，是在翻译过程中重构文本，改成了符合中国传统伦常道德的东西。
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批人，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对他自然毫不客气了。《新青年》还默默无闻的时候，故意引蛇出洞，把文化大名人林纾拖入中西新旧之争，以林纾告败作结。强调西化和新学的前者也就占据了文化阵地的制空权，哦，话语权。新文化、新文学由此而来。包括翻译文学的翻译腔，不说那时候滥觞，也是那时候浓重起来。
胡适、鲁迅都是翻译家。就说鲁迅吧，他强调“硬译”，认为如果中文里没有对应语词，就创造一个，务求保留来源语的原汁原味。不然一定要翻译到一个既成汉语词汇，就恐怕被这个汉语语词自带的意义，抹杀掉了本意了。
翻译学上所谓“归化”和“异化”之争，就经常拿林纾和鲁迅比较，把鲁迅算作“异化”派代表，说他的翻译文本带有一种故意疏离中国传统文字、风情的异域感，希望读者通过字面上的异化感，认知故事背后来自不同文化、文明的深层内涵，从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文明之不足处。
虽然为林纾等古文派所不喜，那个时候“翻译腔”是一种进步的腔调。
而五四以来现代翻译文学的“翻译腔”，多多少少已经融入了当代中国书面语，归化到我们文化自身里头去了。我们现在看鲁迅的文字，不管是译作还是原创，仿佛跟当代人的白话文书写有一点差距，觉得有点难懂；但跟五四时期作为白话文的探索成果横空出世，带给人的冲击感比起来，鲁迅的文字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现当代文本系统里的东西。
因“本届”强调中国风、民族精神，“翻译腔”在这个时候又变得不讨喜起来。连翻译文学本身都不那么热乎了。据我从出版界朋友那儿了解到，译作引进都受到一点限制，强调要原创，要讲中国故事。
这个趋势里也能看出好的东西。这个时候做翻译的回头看看林纾，学一点中国风也不错。林纾其实不是完全保守派，比如他的译文里也带了民间俚俗语的。若不是新文化那帮人把他逼急了他本人并不一味否定白话文、新文学那一套。钱玄同所谓“玄学妖孽、同城谬种”是把他骂狠了。
又能怎么办哪？民初时候大力地西化、求新，虽矫枉过正，也是特定时代的特定需要，那时候，中国传统文化的积习弊病已深，的确拖累中国进步。而现在的中国文化，经过了一轮轮的开放改造，本身已经融合了外来文明的新鲜血液，有了足够的底气回头去挖掘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宝贝。
林纾如果生在我们这个时代，肯定是各家国学班争相邀请的大师了。然而这里面又有可笑的成分，就不展开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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