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和非同一性分别是德勒兹和阿多诺哲学的核心概念。它们体现了两位哲学家的一个共同的理论态度：反对同一性以及由同一性所引起的概念之间的等级关系。于是，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即差异或非同一性是如何被产生出来的。在面对这个难题时，德勒兹和阿多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一种关系模式来应答。然而，这种关系逻辑并不是一种对关系的平面安排，而是一种以异质性为开端的开放模式：德勒兹的块茎和阿多诺的星丛。也就是说，当我们来思考块茎和星丛概念的内涵和意义的时候，需要建立在上面这个问题理解的基础上。德勒兹和阿多诺分别希望借助于所提出的概念来比喻一种由相互联系的关系构成的开放模型，在这个关系中，不存在凌驾于其他部分之上的某个单独部分。并且，在这两个模型之中，不同的部分相互作用、中介，并最终确定了一个网状的结构。这是一种新型的、松散的领域结构，异于由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线性关系构成的范式。两位哲学家都相信，这样的关系模式可以提供一种方式，使得差异或者非同一性可以在这种非等级制的交往互动中被生产出来。块茎和星丛的模式实际上绘制出了主体的可能性，这个主体本身是由既定所建构而又能超越既定的。而我之所以认为德勒兹的块茎概念和阿多诺的星丛概念具有可比性是因为我相信作为两种旨在生产差异的关系模式，他们的交点又一次聚集在对由相互作用所带来的异质因素的重视上。不过，除了内在差异这个共同逻辑之外，这两个概念所体现的模式之间也有着非常大的区别：他们所强调的处于模式之中的各个部分的关系的方面完全不同。而这种区别则显示了两位哲学家对乌托邦完全不同的理解。
一、块茎：意义域的建构
块茎这个概念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在他们合著的文本《千高原》中提出来的，用来形容一种四处伸展的、无等级制关系的模型。在这个文本的导论中，作者划分了三种类型的写作逻辑，在这其中，块茎模式被提出来反对根－树模型和胚根模型。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在文中所写的：“块茎作为一种地下茎干，与木本根和胚根是完全不同的”。①与根－树模式或胚根模式的二元逻辑的“精神实体”相反，块茎作为一种开放的系统，强调了知识和生活的游牧特征。块茎，从生物学特征来讲，是去中心化和全方位发展的，它是根－树的批判性的对照。在块茎的发展中，它不会追随任何固定的模式或路线。此外，它也不会被判断为任何一个特殊的器官(如根、叶、枝条和树干是完全不同的器官)；它仅仅是这个或那个球茎或突起，但仅仅是球茎和突起而已，与其他的球茎或突起在功能上毫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所处的位置。球茎和突起都是块茎。尽管它们分别是特殊的个体，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们却又是同质的：它们起着相同的作用，也拥有同样的生产方式。它们的差异是区域和地理学上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块茎是在一个平面上发展起来的：它不断地延伸、发展，朝各个方向散射开来，形成了一个网络。这也是一粒草籽发展成一片草地的方式。但当我们面对着一整片草地时，却没有人能说出它是从哪里生长起来的。而与之相反的是，对一棵树来讲，不管它长得有多高大，它总是在某个固定的点上，除非它被移植，但那又是被固定在一个新的点上。不管树的姿态是如何地奇异，没有人会搞错一棵树的生长地点。同时，树的所有器官在它生长的各个阶段都是可辨识的。你永远不会把一棵树的根与它的叶子相混淆。因此，树的成长是一个中心化、标准化的过程，它最终形成一个等级化的结构。
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块茎作为一个形象化的比喻，揭示的是反对组织建构中的总体化的倾向。作为《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的第二卷，《千高原》与第一卷《反俄狄浦斯》一样，详细论述了欲望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挑战了为西方传统的国家哲学所鼓吹的模式。德勒兹和加塔利指出，根－树的比喻是根植于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中的，而这种思想和文化认为，知识是现实的一种镜像，它是根据体系化和等级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这也正是再现理论的问题所在。根据再现主义，在所谓的现实(根)的基础上，所有的映像形成了一个树状的结构，这种结构最终指向自我的同一化。这其实正是对多样化的表象(枝和叶)之后的“一”(根)的肯定。
从普遍化和本质主义的立场来说，这样一种知识的根－树框架显示了一种潜力，它可以消除假定由“一”所派生出的、并从属于“一”的多样性。诸如本质主义的树状结构是在二元逻辑的作用下生长起来的。这一逻辑正是西方传统哲学中认识客体和形成知识的内在法则。一个根－树的范式所体现的是一种再现主义的模式，它以二元论的方式对思维进行塑型。这正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力图颠覆的东西。在一个关于《千高原》的访谈中，德勒兹表达了他对莫瑞斯·布朗肖的开放系统的写作方式的青睐。他认为块茎正是这种开放系统的一个实例。按照德勒兹的理解，开放系统就是一个概念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概念与它们的条件相关，而与它们的本质无关。因此，概念之间不存在内在的等级秩序和固定的模式，相反，它们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它们的条件，所有的元素都处于相互作用中。在德勒兹看来，概念与其条件是哲学应当研究的客体。而在开放系统中，因果的线性定律不再起作用。块茎本身拥有无数的线条和路径，它们可以通向四面八方。不过，这么多的线条和路径并不是从某个固定的“一”那里派生出来的，它们通过无数的结点和线条连为一体。并且，所有的路径永远都在生成之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对块茎系统的定义强调了它的多维性。
上帝是喜欢线性因果律的，所以他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②。而块茎则站到了上帝的对面，它的“从中间”——没有开始和终结——既打破了由时间次序造成的先后关系，也打破了由地域位置形成的中心和边缘。总之，一切的秩序都在块茎中消弭，它只是一个又一个的维度。N是趋向于无限的，因此它总是能不断地开拓出新的维度。这些维度决定了多样性的本质。作为结果，多样性随着维度的变化，本质也发生了变化。而块茎的维度纯粹是由线条构成的，“分割线和断层线”以及“逃逸和解辖域化之线”。③事实上，德勒兹对线条的主题如此感兴趣是因为他坚持线条是优先于二维平面和三维立体的，并且线条与线条之间不存在优先性，它们的联系是由连接完成的。④具有一致化特征的线条构成了块茎，它是块茎的条件，纯粹的条件。因为它们没有根据某种特定的同一性来安排线条的布展，仅仅是靠链接和联系创造出了新的质素。
块茎是依靠“联系和异质性原则”⑤建立起来的。这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定义块茎时首先提出的两个特征。事实上，块茎是一个由线条构成的地图，它是一系列同步发挥作用的不同的线。块茎的任何一个点都与其他的点相连接。线条是沟通任两个点之间的桥梁。在我看来，对线条的强调本质上正是对一种生产性关系的强调。
在《千高原》中，德勒兹和加塔利用线条指涉一种构成了事物与事件的成分。他们把线条分成三种类型：刚性线、柔性线和逃逸线。这三种类型的线在功能上相互区别，每一种线都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空间或主体。要建立一个块茎，就是打破其他的会聚点和联结点，重新创作新的线条并将其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块茎的组织实际上是一种结合、断裂和阻断的运动。众多的维度总是处于运动当中的，因为逃逸线是内在于块茎所建立起来的维度之中的。这就是为什么作者会说“块茎属于一种必须被创造和建构的地图，因为一个地图总是可分开、可连接、可逆、也可修正的，它有众多的入口和出口以及自己的逃逸线”。⑥逃逸线是从压制和分层的力量中逃离的自由出口。它们在块茎中到处都是，并且能够在任何时间穿越边界线。因此，一条逃逸线可以被理解为达及界外的一种方式。因为它们可以导向任何方向，它们也就可以创造出超越已建立的局限的绝对的异质性来。我把这种异质性称为“绝对的”，是因为它不可能通过归类或还原的方式从属于某个更高级的东西(同一性)。在块茎中，所有的线条和结点都是一致化无区别的。在优先性的意义上，它们相互独立；在现实的意义上，它们却是彼此相互联系的。并且，在这些线条和结点中不存在任何的等级秩序和定律。但是，正是这种异质性最终导致了绝对的异质性。
块茎是一种多样性。与二元逻辑所建构起来的树桩结构的伪多样性不同，块茎式的网状通过逃逸线肯定了纯粹的差异(异质性)。多样性“指出了一组不能被归结为其他的线条或维度”。⑦块茎是一个松散的系统，在其中除了连接和多样性原则外，别无他法。同时，多样性也是由纯粹的生成组成的，它能够不断地发展出新的连接。从这个角度而言，多样性是没有历史的。这也正是德勒兹对历史哲学的反证的一个出发点。并且，作为多样性的块茎中“既没有主体也没有客体，它有的只是决定、大小和维度，在多样性的本质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这些东西在数量上也不可能增长”。⑧这句话的意思表明，多样性不是一种数量上的增长，而是数量级和维度上的扩展。块茎事实上是一个占据了所有维度的连续性平面。因此，多样性是一个多元的机器而不是一个个体的集合。这个多元化的机器与创造了形式化逻辑的根－树结构的二元机器是完全不同的。它通过解辖域化的方式产生了多样性。换言之，块茎的发展不是复制分叉或子系统；相反，它总是试图冲破既定的边界而不断地试图超越它。对此，德勒兹和加塔利说，“多样性是由界外来定义的：由抽象的线、逃逸线和解辖域化来定义。根据它们，多样性在本质上发生变化并与其他的多样性发生连接”。⑨并且，作为突破口的逃逸线在各个方向都存在。它不是一种反对压迫性力量或秩序的被动的反抗，而是一种积极的、对自由和异质性的追求。因此，对于块茎而言，异质性和多样性的原则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它们不能被割裂开来。异质性原则内在于多样性原则，而多样性原则是异质性原则的基础。
块茎也是一个流变的系统，在其中，虚拟不断地刺穿和侵蚀实在。也就是说，由逃逸线所勾勒出的虚拟从没有停止影响实在。最终的结果就是，块茎永远不是一个固定的存在，而是一个能生产出变化条件的生成。并且，正是这种刺穿和侵蚀的行为为块茎结构赋予了活力和流动性。块茎也为欲望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场所。或者说，块茎是一个可以将欲望从既定中解放出来的机制。根据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提出的欲望机器政治学，块茎是一个无器官的完全身体：它是生产性的，但却不会在其组织中被僵化。换一种说法，无器官的完全身体使块茎中的张力进入了一个自我同一的永恒的生产模式。在块茎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结构中，欲望没有像在根－树总体性结构中那样被限制。它获得了被压抑性体系剥夺了的欲望的能力。然而，“一旦块茎被树化，它就完全结束了，再没有欲望可以被激发；因为欲望永远只能通过块茎流动和生产”。⑩
互联网是块茎的一个真实例证。它通过连接起作用并不断地膨胀。在互联网中，一个点可以和其他任何点相连接，因此，整个网络形成了一个非中心化的框架：它无法被归结为一或多。这种不存在等级秩序的连接使异质性的生产成为可能。因此它是非意指性的。互联网就是一个欲望可以自由流动的无器官的完全身体。
块茎实际上就是一个欲望机器的集合，它是以“和”的连接逻辑为规则的。这种逻辑，追求游牧的和非等级制的状态，对西方传统科学中的本质主义基础形成巨大的挑战。而后者正是试图通过一种确定的形式来肯定某种恒量。与此相反，游牧科学则旨在借助力和流、强度和速度的概念保留一种流变的状态。从这个角度而言，块茎是一种运动而不是实体，它可以渗透所有的维度，穿越任何的边界。
在德勒兹看来，知识和思维既不是对本体世界的再现，也不是对现象世界的再现，而是块茎的生产。思维总是在途中的，它是一种生成。因此，要研究块茎，并不是去问“它到底生产了什么？”这样的问题，而是去发现生成是如何发生的。从方法论上说，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块茎哲学拒绝了解释学或现象学甚至分析哲学这样的传统研究方法，因为他们在面对差异生成的问题上无能为力。如果说块茎哲学是实践性的，那是因为它总是在联系的基础上关注功能和条件的问题。
二、星丛：一个非同一性的乌托邦
星丛这个语词是阿多诺从本雅明那里借用来的。在本雅明的文本中，星丛是历史的一个替代模式，它与“进步”的线性模式相区别。与现代主义的“蒙太奇”相类似，星丛使过去的事件与过去的事件相联系，或者是将过去与现在相联系。它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映像，体现了从“神话”到真实历史观念的变迁。不过，阿多诺对星丛的使用与本雅明是在两个不同的意义上。他没有将这个概念局限在历史领域中，而是扩展了它的意义，用来指涉现象与现象之间或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阿多诺在这一点上是赞同本雅明的，而这也正是他借用星丛概念的原因：他们都认为星丛内部的元素之间的联系是对总体化力量的反对。阿多诺把星丛理解为一种辩证模式。在星丛中，元素所体现的并不是它们所表达的东西，相反，它们形成了一个网络或空间，在它内部，不断发生着变化的元素是平等地处于同样地位的，且不会被归结为某个中心。以天文学的星座为例，每个星座内的星星都是和平共处的。没有哪一颗星比其他的星更重要，它们共同形成了星座的图像。对这个概念的青睐是阿多诺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它贯穿了阿多诺的一生。
作为一个比喻性的形象，星丛意味着“一群并列的、而非整合的变化元素，它们不能被归并到一个公分母、本质性的核心或第一生成原则之下”。(11)星丛是否定辩证法具体化的形式之一，它是作为反对概念的哲学体系的等级秩序和总体性的武器。星丛是根据差别原则、非同一性原则以及主动转化原则建构起来的。与本雅明的无时间性的、形而上学的星丛不同，阿多诺把星丛描述为一个由历史性的真实客体所组成的聚集体。(12)在阿多诺那里，星丛的空间特征可以解释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非线性的张力。他希望用星丛的模式将思想从固定的范式中解放出来，它开启了一系列的可能性。“对处于星丛中的客体的认知就是对在贮存在客体中的过程的认知。作为一个星丛，理论思维围绕着它想要开启的概念，希望它能像一个防护性能很好的保险箱索一样突然被打开：能打开它的，不是一把或几把钥匙，而是一个数目的组合。”(13)星丛作为一种思维范式，在它之中，概念不是被当作一个孤立的客体；相反，它是被置于一个强调与其他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力场之中的。这一系列运动中的交互关系构成了认知的客体，一个作为自由开放过程的客体。客体不再是一个单独的、封闭的概念，它不断地更新自己的意义域。一个给定的概念作为一个保险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无数把钥匙。换言之，星丛的模型为认知客体赋予了无限的可能性。
阿多诺用星丛概念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的观念提出了批判。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是一部普遍史，它意味着历史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它被一个或多个基本原则所支配。按照阿多诺的批判性分析，这种普遍历史的观点在黑格尔哲学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数学的自然科学在康德哲学中起到的作用一样：它提供了一个基础，使得世界在这个基础之上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连续完整的过程。这其实就是总体性的基础。因此，在阿多诺看来，黑格尔“把普遍历史想象成同一性的，仅仅是为了说明它的矛盾”。(14)所以，正是在普遍历史观念的根基上，世界获得了它的总体性。这个总体性是一种绝对的总体性，它被黑格尔认为是哲学的主体。尽管黑格尔哲学借助矛盾概念将差异元素或多样性元素吸收进它的系统内部并使整个系统发生运动，但在阿多诺看来，这种倡导绝对总体性的哲学还是在试图用一种肯定的方式实现无限性。而这种肯定的方式，不可避免地要失去其批判的力量，因为否定是批判的内在要求。而通过矛盾概念所建构起来的黑格尔的辩证法系统因为不能真正引入和容纳外在于它自身的因素，最终不幸地变成了一个封闭的体系。虽然它看起来像是一个“进步”或“发展”的动态过程。然而，批判理论对所有的封闭体系都投了怀疑票，因为拥有一种总体化的结束的体系杜绝了其自身自我更新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阿多诺试图用否定辩证法重新恢复的。
在黑格尔那里，范畴的自我反思的运动就意味着一个具有总体性的体系。而阿多诺的星丛概念正是反对这种由线性的自我观照所形成的体系的封闭性和有限性。原因在于，封闭的体系总是注定要结束的；而反体系的末端却是开放的，它不断地进行，不断地被更新，也不断地否定先前的状态。星丛正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它在各个特殊的部分的动态关系的基础上建构起了自己的动态领域。星丛，作为一个反体系，是处于建构中，并且将要被不断建构的，这个过程没有任何的终结。一个思维的星丛通过构建一个力场来思考非同一性，这个力场是历史性的个体之间所建立的不固定的和平共存的关系。尽管这个概念是阿多诺直接从本雅明那里借用来的，但他却把尼采当作了首先形成了原创性的星丛概念的先驱。阿多诺说：
“尼采晚期有一个批判性的判断，他认为真理并不是与无时间性的普遍相同一，相反它只是可以产生出绝对形象的历史性。这个判断在尼采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成了他实践的法则……他不管一切想要冲破文化保守主义的牢笼，这种努力瞄准了历史实体的星丛。这些星丛并不是关于观念的一些普通的、可互换的例子，而是以自己的独特性构成观念，使其成为一种历史性存在。”(15)
星丛是一个装置，它可以创造出一种潜能，将元素的直接性陌生化。这样一种疏离作用是通过元素之间的相互中介来实现的。在阿多诺看来，直接性的经验Erlebnis不足以产生一种对主体或客体的批判性意识。星丛的疏离作用正是激起一种关于其条件的批判的、辩证的意识。它将分离性的元素放在并列的位置，创造出了一个集合。这种集合不能被整合为一个统一体，相反，矛盾和不连续是它的内在属性。因此，星丛本身就意味着否定性。
因为阿多诺把星丛定义为否定辩证的批判模式之一，所以非同一性必然是它的核心原则之一。阿多诺借用这个概念创造出了一个由并列的元素所组成的并列的集合，以此来摧毁被既定的概念系统的总体性所同一化了的关系。在他看来，体系是隐藏了主体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源泉。不过，阿多诺仍然承认在主客体二分的基础上，主客体之间存在着相对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思维的基础，他所提倡的是这种相对同一性的前提——绝对的非同一性。这种非同一性实际上就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体系的界外，即思维的界外。并且，阿多诺特别提出要提防关于同一性的一种混乱思想，即“将客体的不稳定性变成主体的一个禁忌”。(16)在他那里，内在于星丛概念的非同一性不是对所有种类的同一性的否定，相反，阿多诺希望实现的是相对的同一性与绝对的非同一性之间的辩证统一。换言之，星丛不是一个至高的主体，它是一种认知的方法或模型，它将思维的积极性与个体的物质条件以及经验背景联系在一起。在星丛中，“概念聚集在认知客体的周围，潜在地决定了客体的内部”。(17)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概念重新复原了在同一性思维中被从其自身切除的东西。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星丛的认知模型，和体系正好相反，它关注了在阿多诺所谓的“肯定”辩证法的统一因素中被牺牲掉的特殊性。星丛中成员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种力场，认知客体在其之上，通过各部分之间的互动交流和互补激活了内在于它本身的特质和活力。
星丛中各元素之间以共生的方式共存着。认知客体进入到这种关系之内，并发现了在它的表现之下的东西：不可合并的特殊性以及无法消弭的矛盾。阿多诺用语言的例子详细阐述了这个模型：
“当它［星丛］丛本质上看起来是一种语言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再现形式，它不会定义自己的概念，但通过将围绕一个事物的概念置于关系当中来赋予它们客观性。语言正是这样促进概念的目的，来完全表达它所意味的东西。”(18)
同样地，星丛不会提供一个符号体系来界定认知客体的概念。它只是创造出一个平台或氛围，在它之上，客体可以被有尊严地表现出来。在星丛内部，不存在任何等级秩序或固定的关系，某个环节的作用在于它与其他环节的交流互动中。整个星丛呈现出一种流动性的特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星丛是一个不确定的、模糊的集合体，相反，星丛的各个环节之间类似于数学函数一般，形成一种动态的依存和应变关系。每个因素和环节都随着其他环节的变化而变化。但它们的整体却维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流动平衡的状态可以用一种自由的和思辨的方式来理解。这种星丛内部的共存关系和流动平衡从本质上讲是辩证的。它们打破了思想体系的具有强制作用的同一性和具有排他性的选择性。
并且，星丛作为一个认知模型，它不是固定的或完成的。因为星丛内部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这些因素本身也会随着社会和历史的条件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概念的星丛所试图抓住的是某个客体的社会和历史特征。事实上，星丛的模型是对条件的分析，它用动态的平衡取代了单一的本质。星丛强调的不是一个或几个的因素，而是由所有因素所构架起来的空间。换言之，星丛所表现的不是它的各个组成元素，而是由元素所形成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一定不是僵化的，它随元素的条件以及确定关系的条件而变动。因此，星丛可以被看作是它内部的所有关系的一个结合。关系外在于它的项，所以关系不可能解释构成关系的元素的本质。关系同时是对元素的直接性的反对，它通过疏离作用暗示了内在矛盾的存在。而这种矛盾正是一种无法言说性，阿多诺认为这正是真正的批判哲学应该肯定和关注的东西。
某种不可言说的东西，或者说界外的力量，对阿多诺来说就是非同一性。因此，他的星丛概念也就意味着主客体之间辩证的非同一关系。由于阿多诺在主客体之间首先肯定客体的优先性，这个模型所反映的就是一种追问，即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可能拥有关于客体的知识。正如阿多诺所论证的那样，真理只可能存在于主客体之间相互渗透的星丛之中。(19)所以，星丛不是在主客体之外的第三个环节，相反，我们可以从批判至高主体性和单一存在的角度来把握主客体之间的星丛。因为坚持至高主体性和单一存在的哲学总是试图强调一种直接的同一性。然而，星丛的模式却建立了一个主客体之间交往和互动的关系。星丛重视的是相互中介的作用。在它内部，一个中介总是被它已经中介的东西所中介。换言之，主体和客体是被概念的星丛所中介，而客体的星丛在认知和思考的过程中已经被主客体所中介了。因此，主体和客体本身是被相互建构且不断建构的。它们既不是纯粹的主体也不是纯粹的客体。相反，主客体之间的星丛反映了三个维度的关系：客体之间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正是阿多诺的思维解放之路。
三、关系中的概念：生产的力量
在这两种新的模式中，每一个组成部分都被置于一个网络之中，条件的变化被解释为该元素与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变化。并且，这两种模式都不是静态地、再现式地对某种固定结构的描述，它们所表达的是一种生产的机制，这种机制通过不同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变化所引起的条件的改变创造出了新的质素。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上理解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首先，它们都强调了异质的多样性，显示了对体系的总体性和等级秩序的强烈不满。块茎或星丛所布展的是由不同维度的力所组成的一幅平面的地图。从它们各自的语境而言，块茎是用来反对树状结构，而星丛则是反对一种线性的反映模式。而不论在树状结构中，还是在线性的反映模式中，二元逻辑都是构建整个结构的基础。而在德勒兹和阿多诺看来，这一逻辑必然导致等级制。
然而，块茎和星丛都成功地避免了这些问题。在这里，一个块茎或是一个星丛都不是一个抽象的或先验性的系统，而是由经验元素所组成的模型。这两种关系模型强调的都是不同的元素和环节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并且，这种运动是永恒的，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德勒兹和阿多诺以关系作为建构存在的条件。因为一个存在的全部意义是在关系中获得的；它也不可能脱离关系而存在。在存在内部，也有着不同维度的力相互交织，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决定了该存在的本质。这种观点无疑受到了马克思的巨大影响，尽管德勒兹的块茎概念所强调的远不止关系一项。上面的论证看起来简直就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人是他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翻版。在这个意义上，这两种新的关系模式可以被看作是对马克思的批判继承，当然德勒兹和阿多诺是在更动态的意义上强调了处于关系之中的存在的不断生成。而且，多样性正是内在于作为存在条件的关系的。
其次，这两种关系模式都开启了朝向界外的可能性空间。可能性空间是已经建立的辖域的一个新的维度，在这个空间中，真实的差异才有可能存在。正是基于这一点，这两种模式才可以被理解为生产机制。它们利用存在于自身内部的异质性因素创造出了条件和渠道，使得差异作为一种界外被生产出来。关系中因素不但决定了原有场域的内在一样，实际上也刻画出了场域的局限和边界。同时，它们也勾勒出了绝对的界外。换言之，这些因素不但决定了内在的局限性，同时也决定了界外的可能性。对于处在关系地图中的这些因素而言，支配它们的力是朝向各个方向的，它们因此也就具有了一种虚拟的力量，有希望超越这些局限。于是，当关系不断地在生成和发挥作用，不断地超越原有的局限和边界时，新的事物就出现了。思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确是一种不断试图达及界外的努力。然而，界外本身没有任何的映像或所指。与内部的相对性比较起来，界外是绝对的。在内部缺失或无能为力的地方，就是界外，也就是说；它是由内部的极限和没影线所定义的。界外是作为一种边缘性世界而存在的，在这个世界中，差异(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客体)可以产生。
虽然德勒兹和阿多诺在知识形成过程上有不同的观点，但块茎和星丛的概念都成功地从界外将元素引入到新知识的生成过程之中。从对联系的重视角度而言，这两种模式都非常近似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范式。(20)不过，我对交往这个语词的使用是在不同于哈贝马斯的以批判资本主义为目的的、主体际的交往的意义上使用的。对德勒兹和阿多诺而言，块茎和星丛内部的元素之间的交往行为意味着元素背后的力之间的阻碍与干预。这两种模式都用生成代替了存在，从而真正地变成了生产的模式。块茎意味着本体层面上的空间和权力关系的生产和扩张。因此，我们甚至可以直接宣称，存在就是生产。然而，生产对于阿多诺而言指的是历史性知识——即真理的——生产。相对于德勒兹的本体层面的生产，阿多诺更关注的是认知的运动。这一点重要的区别凸显出了星丛不同于块茎的意义，它是作为一种批判模式，表达了对主客体关系的理念批判。
最后，这两种模型都具有一种批判性的乌托邦意义。星丛概念揭示的是现实的动态特征，它的作用是在所有的客观性经验中保存了主体性。这种救赎式的目的将具有历史性的真理从绝对的主体性中解放了出来。在星丛中思维就是去发现由“说不可说”的悖论所产生出来的张力和不连续性。这种思维方式可以有效地指出并超越再现主义思维方式的局限。说不可说，本身就是一个乌托邦。与德勒兹的由逃逸线勾勒出来的类型学的界外不同，阿多诺把绝对的界外定义为不可言说的非同一性。这个界定从一开始就带有了很浓的乌托邦色彩，它实际上是为思维设定了一个永远也达不到的目标。换言之，阿多诺相信，哲学必须思考不能思考的东西，言说不可言说的内容。他设想这种看起来似乎很悖论的命题可以通过星丛的理想模式来实现。然而，在他对同一性的批判中，乌托邦或拯救都是不可能的。想象一个乌托邦的图景，实际上已经远离了乌托邦意义上的思维的本质，因为思维从本质而言就是同一化。因此，人们不可能以一种同一化的方式设想出一个作为绝对的界外存在的、不能被归结为任何同一性的乌托邦。在这一点上，它非常接近犹太人对描绘天堂图景的禁忌。
显然，德勒兹和阿多诺都试图建立一个凭借自身可以不断超越自身局限性的机制。而这种超越的行为是对已经被意识形态所同一化和总体化的东西的一种疏离。然而，块茎和星丛的模式却有着不同的实践意义。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块茎作为一种现实模型可以通过对边缘性界外的重视而实现。在这样一种积极的模式中，由内在所勾勒出的局限可以被真实地超越。因此，既定可以变成不同于自身的东西。相反，阿多诺的星丛则更像一种乌托邦的形象，它只是对一种观念中的理想模型的表达。这与非同一性的乌托邦特制紧密相连。对直接性的疏离意味着一种拒绝调和可能性的矛盾的存在。阿多诺以及他的后来者们都没能为星丛模型找到一个真实的例证。我认为这是以元批判为己任的否定辩证法不可避免的结果。而这样一种区别也必然影响了两位哲学家在政治立场上的取向。
事实上，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的命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在拒绝内在总体性的综合的情况下保持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指向的努力。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反对黑格尔克服矛盾的方式，因为它通过将对立同化在同一性中的方式实现了一种综合的扬弃。在这一点上，他与德勒兹的观点是一致的，认为非同一性不可能通过否定之否定的方式达成。然而，他与德勒兹不同的地方在于创造出非同一的差异的方式。对阿多诺而言，“非同一性不可能像某种肯定性的东西一样直接得到”。(21)这个断言实际上强调了非同一性的否定性因素，并将其实现方式定义为批判。这种描述从本质上将非同一性定义为一种乌托邦蓝图，因为它否认了任何以肯定方式达及它的可能性。换言之，建构是没有可能的。阿多诺把否定的辩证法解释为带着矛盾思考，在他看来，肯定地思考只是背书，根本不是思考，因为批判精神是思考本身所固有的。尽管这最后的一句话没什么错，但这种对肯定性因素的彻底拒绝其实就是一种消解，不管这消解的客体是什么。而这也是很多批判理论的思想家们所面对的困境。
德勒兹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反对这种什么也不做的消解，也反对用“不是什么”的方式来定义差异，而这正是阿多诺定义非同一性的方式。而他与德勒兹最大的区别，是做与不做的区别。德勒兹的“块茎”模式协调了批判与建构之间的关系。借助这个模型，他彻底废除了一切形式的二元论模式，有效地克服所有的二元论范畴，诸如：矛盾、对立等等。这种新的模式就是建构主义。而建构本身就是创造。它是一种完全肯定性的行为。然而，这种建构本身不是盲目的乐观，它是建立在批判性视角之上的。而所谓的批判性视角又是通过对经验条件的关注获得的。它类似于德里达在论述解构哲学时所做的定位。德里达说，“解构哲学，恐怕就是以那种最忠实、最内在的方式去思考哲学概念所具有的一定结构的那种谱系，同时也是从某种它无法定性、无法命名的外部着手，以求确定那被其历史所遮蔽或禁止的东西，而这种历史是通过一些对有利害关系的压抑而成就的”。(22)而只有首先了解了这些遮蔽和压制是如何进行的，以及它们的对象是什么，有效的去蔽和建构才能成为可能。这也是我们在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理论建设中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注释：
①Deleuze,G.& Guattari,F.,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B.Massumi,Tran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7,p.6.
②见《圣经·启示录》。阿尔法和欧米伽分别是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这句话的意思表明上帝既是开始又是终结，是时间中的永恒，是存在于时间之外的。
③Deleuze,G.& Guattari,F.,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B.Massumi,Tran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7,p.21.
④Deleuze,G.,Negotiations,1972-1990.(M.Joughin,Tra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32.
⑤⑥Deleuze,G.& Guattari,F.,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B.Massumi,Tran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7,p.32,p.21.
⑦Deleuze,G.& Parnet,C.,Dialogues II/Gilles Deleuze and Claire Parne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p.vii.
⑧⑨⑩Deleuze,G.& Guattari,F.,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B.Massumi,Tran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7,p.8,p.8,p.14.
(11)Jay,M.(1984).Marxism and Totality: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ács to Habermas.Berkeley.pp.14-15.
(12)(13)(14)Adorno,T.W.,Negative Dialectics.(E.B.Ashton,Trans.).New York:The Seabury Press,1973,p.164,p.163,p.319.
(15)Deleuze,G.,Nietzsche and Philosophy.(H.Tomlinson,Trans.).London:Athlone,1981,p.231.
(16)(17)(18)(19)Adorno,T.W.,Negative Dialectics.(E.B.Ashton,Trans.).New York:The Seabury Press,1973,p.161,p.162,p.162,p.129.
(20)见哈贝马斯的《生产范式的退化》。在这篇文章中，他将交往范式界定为生产范式的对立面。他认为生产范式是建立在启蒙主义主体中心化理性的基础上，而交往范式拒绝主体中心化的模型，以主体际交往性的互动为基础。
(21)Adorno,T.W.,Negative Dialectics.(E.B.Ashton,Trans.).New York:The Seabury Press,1973,p.158.
(22)［法］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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