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高原》一书是围绕“树状的”与“块茎状的”这一区分而组织起来的。“树状思维模式”指那种形构了植物学、信息科学、神学等所有西方思想的认识论。众所周知，西方思想长久以来一直依赖于一种镜像隐喻，认为现实是透明地反映到意识之中的。但是，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西方传统还存在着另一个重要的隐喻，亦即树的隐喻，认为心灵按照系统原则和层级原则（知识的分支）来组织关于现实的知识（由镜子所提供的），而这些知识都扎根于坚实的基础（根）之上。这些隐喻使得树状文化建立起了以自明的、自我同一的和再现性的主体为基础的庞大的、中心化的、统一的、层级化的概念结构。生长在这棵树上的繁茂的树叶则被冠之以形式、本质、规律、真理、正义、权利、我思等名目。柏拉图、笛卡儿和康德是树状思想家，他们试图从普遍化和本质化的图式中铲除所有的暂时性和多样性。信息科学是树状思想，它借用命令树形象将数据纳入到一个中心化的层级系统当中，乔姆斯基的语言学也是树状思想，它依据二元对立原则对语句作了线性区分。
与树状思维不同，块茎状思维试图将哲学之树及其第一原则连根拔起，以此来解构二元逻辑。它试图铲除根和基础，反对统一并打破二分法，伸展根与枝叶，使之多元化和撒播，从而产生出差异与多样性，制造出新的连接。块茎学肯定了那些被西方思想所排斥的原则，将现实重新解释为动态的、异质性的、非二元对立的。块茎学方法把信息非中心化为不同的松散系统，把语言非中心化为多重符号向度。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观点同德里达的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试图颠覆二分化的概念图式，颠覆为二分思维所许可的本质化、总体化以及基础化的思维模式。像德里达一样，他们用这样的图式来诠释所有西方哲学，并推崇差异，尽管德勒兹曾经指出现代经验主义传统也能够以多元的和多样性的方式思考问题。不仅如此，德勒兹与加塔利还反对极端解构主义思想所具有的文本唯心主义特质，强调欲望的物质性，以及思想与流动世界之间的块茎式联系。
德勒兹与加塔利喜好用植物作比喻，他们采用块茎一词来指称构成多样性的非中心化之线。作为一种“存在于地下的茎”，块茎对立于根和胚根。根—树结构限定并约束着自身向各个方面的连接，与此不同，块茎则是解辖域化线的非层级化系统，它通过随意性的、不受约束的关系同其他线相连接。这些关系形成于一个“光滑的”无边际的平面之上，而不是形成于一个“有纹路的”、具有封闭疆界的空间之中。马唐草、蚂蚁、狼群、飞车党以及精神分裂者都是块茎的例子，它们漫游于解辖域化的空间之中。大自然就是一个块茎，在自然中“根就是一个具有更加繁多的、侧生的、迂回的分支系统的直根，而非一个二分化的根”。卡夫卡所写的块茎文本打开了语言通向欲望的多样化路径，尼采的警句是一种视角的块茎，而《千高原》本身也是一部向无数方向流动的块茎文本。块茎之线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它们总是处于动态的运动之中；因而它们构成的多样性不具有任何认同或本质，当它们的线的构成发生变化时，它们的性质也就随之改变了。
在块茎分析中，主体就像是一只手，由众多的线组成。其中有三种基本的线。第一种是“僵硬的分割线”，一种克分子线，它是主体在各种社会制度中通过二元对立建构起来的稳固的规范化认同。这里，个体的认同是在老板与工人、男人与女人、白人与黑人以及诸如此类的任何二元组合中建构起来的。第二种线是柔韧的分割线，一种摆脱了克分子之僵硬性，扰乱了克分子线的线性特征及其正常状的分子运动，就像当某人的认同出现表面上的裂隙或当某人的精神开始崩溃时所发生的那样。按照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解释，弗洛伊德的著名精神分析对象——那个狼人——就是在试图找到出路时搁浅在这种线上的，但弗洛伊德却试图把他再辖域化到俄狄甫斯克分子线上。最后还有一种“逃逸线”，一种成功地摆脱了克分子认同的解辖域化运动，在这里，裂隙变成了断裂，而主体则在多样化的过程中走向了瓦解。这是创造与欲望的平面，同时也是死亡与毁灭的平面。卡斯塔涅达笔下的唐璜就是在这些线上获得新生的，而阿尔托以及其他无数的人则死在了这些线上。
块茎学被说成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分析法和矛盾分析法相对立的一种方法，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马克思主义分析法适宜于用来分析克分子组织形式，但却无法将社会的更重要的分子层次及其逃逸线予以理论化。1968年五月事件就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宏观观点的局限性。这场革命斗争的爆发让很多马友感到无法理解，因为从宏观政治观点来看，这种斗争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也就是说，阶级矛盾和资本危机尚未达到危机阶段。然而，从微观政治观点来看，危机已是一触即发，因为大多数人，尤其是学生，已经对科层制和日常生活的异化状况忍无可忍。按照块茎学观点，这些事件是能够被很容易地预见到的，而且也是可以理解的。由于五月斗争是在政党领袖的权威之外发展起来的，它并不符合正统革命模式，因而被斥责为会分散注意力的或是不成熟的，而不是将它视为一场真正的宏观政治革命的必要条件并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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