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德勒兹与精神分析学家加塔利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后结构主义思想概念。他们在合著的《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的“导论”中，曾经对“块茎”的概念详加阐释。“块茎”概念与“千高原”概念有内在精神联系，它们都强调多元生成的后结构主义状态。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块茎”是指在土壤浅表层匍匐状蔓延生长的平卧茎。在日常生活中，块茎令人联想到马铃薯或红薯之类的植物。但是，这一术语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著作中具有更为殊异的哲学和美学含义。尤其是在《千高原》中，“块茎”成为一种复杂的思想文化隐喻。它迥异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树状”或“根状”模式。
“块茎”（如藤和草之茎）的生态学特征是非中心、无规则、多元化的形态，它们斜逸横出，变化莫测，而“树状”模式则具有中心论、规范化和等级制的特征。我们可以确认树的不同部分（如叶、枝、干、根），但无法如此辨认块茎；原则上一粒草籽可以块茎式地蔓延生长，直至覆盖整个星球的莽原，而一棵树显然总是立足于一点。故此，德勒兹与加塔利视块茎为“反中心系统”的象征，是“无结构”之结构的后现代文化观念的一个例子。块茎是无结构、开放性的，构成“多元性的入口、出口和自己的逃逸线”。这种逃逸线（反对固定的原点）是典型的反中心或“游牧”思维的体现，与柏拉图以来主导西方思想的“树状逻辑”恰成对照。在此意义上，块茎和树状模式不再是生物学概念或文学隐喻，而是一种思想挑战和哲学实践。
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导论：块茎”中论述了三种类型的书：第一种是树根之书。经典、高贵、富有意义，有主题的内在性（书的层次）。这种书摹仿世界，犹如艺术摹仿自然。其基础是反映论和一分为二论。他们称之为“最经典、反映最佳、最古老、最软弱的思想形式”。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二元逻辑是根—树的精神现实。
第二种是胚根系统或簇根（radicle-system,or fascicular root）之书。这是现代性所服膺的形式。在现代，树根的原则夭折了，或者说，其末梢遭到了毁灭。但是根的单元仍然存活了下来。簇根体系并未真正地与二元论决裂，它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补充物。但是世界也失去了其单一性；主体（主题）甚至也不再能够二元划分，而是进入更高的统一性，即含混的或多元决定论的统一。
第三种是德勒兹和加塔利所集中讨论的“块茎”之书。块茎在地下匍匐衍生，既不同于树根也不同于簇根，它从多元性中排除唯一性。作为地下茎的块茎，是无法用树根的单一性加以一分为二的“辩证逻辑”分析的，也无法用簇根的多元决定论加以界定的，它本质上是不规则的、非决定性的、无法预料的。块茎普遍存在于世界：鳞茎、薯茎是块茎，“老鼠是块茎，洞穴也是块茎，它们表现出隐蔽、运用、侵入、外突等功能。块茎本身设定了多种多样的形式，从分叉的层面向四面八方衍生，结出大小不等的鳞茎和球茎。群鼠奔突之际亦是互相挤压冲撞。块茎包括了最好和最差的东西：土豆和野草”。德勒兹和加塔利试图概括出“块茎”的几个特征并加以讨论。简述如下：
第一和第二个特征——联系性和异质性的原则。
第三个特征——多元性原则。
第四个特征——反意义的裂变的原则。
第五和第六个特征——制图学与贴花的原则。
“块茎”的这些特征迥异于树的特征。他们认为树的所有逻辑都是“轨迹追溯”与枢轴式的再生产的逻辑。采用的是从叶循树的等级制的追溯模式。块茎则与此殊异。它是图式而非轨迹追溯。例如，蜜蜂与兰花各自在繁衍后代问题上互相利用，互相生成，构成共生共赢的“块茎”图式。蜜蜂采蜜的同时为兰花授粉，但从兰花并不能追溯到蜜蜂轨迹；兰花在块茎中建构了与蜜蜂相关的图式。图式本身就是块茎的一部分，具有开放性，可以与多种维度相关联（兰花可以与蜜蜂、蝴蝶、甚至其他小昆虫相关联，同样形成图式），可以被撕裂、颠倒、修改。块茎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它总是有多元的入口，这与树状的追溯相对立。树状追溯总是回到“同一”。在此意义上，洞穴是动物的块茎，其中可以分出作为过道的逃逸线、储存仓库和生活层面（如麝鼠洞穴）。树（根）与块茎也可以互为生成。块茎与欲望的关系是：欲望在块茎中搅动不安，不断生成；而块茎一旦变成树木，则欲望死亡。因此，有着许多形形色色的图式—轨迹、茎—根的装配，带来变化多端的解辖域化维度。乔姆斯基的句法模式向任何方向开放，因此也构成块茎。荷兰的名城阿姆斯特丹纯粹是无根之城市，是个块茎之城，有发达的块茎状运河。从游击队的军事逻辑而言，战争也是块茎。我们已经厌倦了树，应该停止相信树、树根和簇根。思想与大脑亦非树状的，但是众多的人头脑中却长着树；大脑本身是多元性的，是草而不是树，记忆也复如此。长期记忆或有组织的记忆（家庭、种族、社会和文明）是树状的，具有中心化特征。短期记忆则是块茎或几何图式，具有非连续性、断裂、多元、突现的特征（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著名的“不由自主的记忆”就是这种记忆，它使得“椴花茶”、玛德莱纳甜点心与叙事者关于故乡索多姆的鲜活回忆刹那间融合，从而生成一种新的创造性体验）。精神分析理论和临床实践都建立在无意识专制的概念上，将无意识归于树状结构和等级制图式，视之为记忆的重演，后结构主义则视无意识为非中心的系统，即块茎。
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西方与东方的思想文化模式的差异，可以概括为树状与块茎模式。树状模式宰制了西方的全部思想与现实。西方与森林有特殊的联系。东方殊为不同，与平原、花园（或沙漠与绿洲）密切相关。树不但植入了西方人的大脑中，也“植入了我们的身体中，甚至使性别僵化和科层化。我们已经失去了块茎与青草”。块茎是反系谱学的，是短暂的记忆或反记忆。块茎是生产机器，它通过变异、拓展、征服、捕获、分衍而运作。块茎图式永远可以分离、联系、颠倒、修改，是具有多种入口和出口及其逃逸线的图式。块茎是反中心、非等级制、非意义的系统。在块茎中，一切皆生成。
“树状逻辑”宰制了近代西方的几乎全部的思想与现实性。长期以来，主导我们认识世界、评判事物的思维模式是这种严谨整饬、主从有序的“树状”思维模式，我们围绕着“树干”或中心，将亟待理解和研究的对象加以“辖域化”或画地为牢，循序渐进地去把握它们。与此相反，德勒兹倡导的是一种“块茎”思维模式：不把事物看成是等级制的、具有中心意义的单元系统，而是把它们看作如植物的“块茎”或大自然的“洞穴”式的多元结构或可以让思想的骏马自由驰骋的“千高原”。德勒兹注意的不是辖域之间的边界，而是强调消解边界的“逃逸线”、“解辖域化”。流变思维是其哲学美学的核心。德勒兹与加塔利合著的《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具有汪洋恣肆、放纵无羁的风格，其目录设置颇为独特，体现了后结构主义哲学美学的上述观念：全书15章中，并无传统意义上的逻辑排序，构成讨论问题的思想平台或供思想游牧的千面高原。各章之间犹如“块茎”，没有编年史和次第等级的轨迹可寻，读者可以从任何一个平台或高原开始思想的游牧。树木是血统制的，块茎是联盟性的。树木强调系动词“tobe”，而块茎的构架则赖于连词“and...and...and...”。后者具有动摇和颠覆前者的力量。你往何处去？你从哪儿来？你的目标是什么？——这些都因此成为完全无意义的问题。块茎所建立的是一种AND（链接）的逻辑。诺里斯认为德勒兹与加塔利属于后现代主义一脉，他们抨击西方思想传统中一切既有的概念与范畴，是一种反“启蒙理性”的极端的十字军东征。《千高原》的语用学实为语言政治学，块茎或游牧的逻辑具有反基要主义的特质。由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极为颂扬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分裂症的“游牧”性质，因而他们从后结构主义哲学观念出发，把“块茎”视为一种异于“树根”的隐喻。
选自《文化研究：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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